如果需要用一个关键词来描述2006年中国经济所发生的最显著的变化，那将非“并购”莫属。2006年中国经济领域的各类故事很多，但是最具影响力的无疑当属并购这一主题。透过并购这个独特的视角和切入点，中国经济环境中宏观和微观领域正在发生的诸多变化，将会变得异常清晰明了起来。
　　外资政策因“并购”改变

　　继2005年沸沸扬扬的“银行贱卖论”之后，2006年3月，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德水在两会上提出“外资并购斩首论”。同样是在两会上，全国工商联提出《关于建立国家经济安全体系的建议》的提案。一时舆论云集，纷纷引为两会焦点问题。李德水在其间的两次发言中振聋发聩地指出：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已经从合资、合作到独资建厂，再到大举并购我国发展潜力较大的优秀企业……跨国公司在中国收购要求“必须控股、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未来预期年收益必须高于15%”。

　　挟两会舆论密集讨论之余势，6月，三一集团执行总裁向文波在博客上指责“徐工贱卖，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观点立时取得不少共鸣，并引发了全国性的针对“凯雷收购徐工案”大讨论。跨国并购、国家经济安全与博客、商业竞争等话题第一次如此密切地交织在一起。

　　“向文波博客门”——一个看似偶然和多少有些小题大做的事件，却使各界舆论对外资并购的“口诛笔伐”贯穿了全年，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中国机械行业中所有外资对中国企业控股性的并购都被叫停的结果，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改变外资并购在中国必须面对的游戏规则。可以说，这场几乎触及到中国经济存在缺陷的方方面面的争论，在2006年实在是“适时”而“恰当地”出现，并成为引发更多变化的导火索。

　　2006年，中国股票市场市值超过了7万亿元人民币；全国居民储蓄总额则突破16万亿元人民币；对外贸易顺差连创历史新高；全球热钱源源不断涌入中国。

　　宏观经济形态的变化使得一种共识逐渐形成：中国不缺资本、不缺外汇、不缺能够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本市场。由此，也改变了政府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政府对于宏观经济的评价标准也随之而变，开始反思经济发展战略并进行产业政策调整。

　　于是可见，2006年9月8日开始实施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中国境内企业的规定》，加强了对重点行业、中国驰名商标、中华老字号外资并购的审查，通过离岸公司在国内进行收购操作的模式也将难以进行。一位商务部官员在2006年的讲话形象地表明了政策的方向：“中国目前没有在任何一个行业失控，否则，要我们有什么用！”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外商投资的“十一五规划”中，敏感行业的目录清单又变长了，“原则上，国家不准外资控股涉及国家利益和产业安全的行业。”

　　这些都意味中国的外资政策因“并购”主题正悄然生变，关注“国家经济安全”的思路和实践操作越来越清晰。我们似乎也可以大胆断言，2006年之后，中国政府也将在一个不短的时期内面临巨大考验：放开外资收购势必引发汹涌如潮的舆论反弹；另一方面，后WTO环境下如果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枪毙外资收购案，也将被扣上“限制外资和保护主义”的帽子。这些“外资收购的困境”，也将是所有相关利益方的困境。

　　“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赛跑

　　外资并购难度的加大并不代表没有可能性。从“并购产业敏感度”上看，零售、水泥、IT、食品等代表了一类可以被称为“政策蓝海”的产业，这些产业“政策敏感度低、市场集中度低”，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外资在中国占据主导的并购交易也主要集中与此。

　　2006年，政府审批部门对这些部门的外资继续保持了宽松的政策，“英博收购雪津啤酒”、“高盛竞购双汇”等收购案纷纷被放行；年内外资对于国内水泥行业的几十起并购，也没有爆出一起因政策限制而告吹的案子。

　　即使在相应的“政策敏感度高、市场集中度高”，国有企业占据绝对主导、利润丰厚的行业——电信服务、石油化工、大型银行等“政策红海”产业，外资也存在大量并购中国企业的机会和事实案例。如银行业，2006年，根据中国加入WTO的承诺，外资可以参股中资银行，银行业发生了“花旗、中国人寿等联合竞购广发行”、“高盛投资团入股工商银行”等深具国内外影响的并购案例，成为今年发生股权交易最多的行业之一。

　　但值得注意的是，外资银行业对于中国的银行企业，只能战略性地持股，至今仍没有一例交易突破25%的上限；此外，由于尚未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全国性商业银行所剩无多，外资银行的触角已经伸向地方性商业银行。

　　仅仅在几年之前，在中国内地啤酒等行业的重组整合中，还几乎鲜见海外金融资本的身影。而2006年，外资私募股权基金收购国内企业股权的案例已经颇为众多。其中，金融资本主导的外资收购大有赶超外资产业资本之势。年初，美国太平洋同盟基金收购好孩子集团一案，开内地杠杆收购先河；年中开始，凯雷收购徐工颇费周折，却宁可一再周旋，直至变收购85%的股权降低为收购50%；年末，高盛在一个多月时间内，连续投资福耀玻璃、美的电器等3家A股上市公司。

　　凯雷收购徐工的执著行为以及高盛在中国A股市场频频动作，可视为国际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在中国市场动向的一个缩影，也可见中国金融环境的未来走向：一方面，国际资本长期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豪赌中国机会，而中国也正在寻找从世界制造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向世界金融中心跨越的途径；另一方面，反映出外资收购交易风格中的多元化特征，金融资本已经开始抢产业资本的风头；此外，资本的“战术”也在发生调整，由对抗到合作，以适应中国经济政策环境的变化——把“控股性”投资变成战略性投资，以减少舆论的压力，增加交易速度。最终，他们仍可以通过其参股企业进行的“代理人并购”来推进产业整合。

　　从资本的动机来看，金融资本追逐短期利益，其实对产业的伤害度较轻；而产业资本追逐长期的产业控制权，反而对产业生态破坏较大。在国际产业资本最早进入的国内日化产业，早期的民族品牌几乎全部消失。如今，啤酒、水泥等一般性大宗消费品领域，也出现了这些苗头。从这个意义上看，SEB集团作为产业资本收购苏泊尔的问题，比金融资本主导的“徐工并购案”更值得关注。

　　并购时代在中国兴起

　　外资并购是2006年的热点，但并购市场上的真正主角却来自中国。

　　一方面，中国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已经充分经受住了WTO过渡期5年内的洗礼和考验，纷纷继续走向海外，去获取它们最想获得的资源、技术、品牌和市场。

　　2006年，在陈同海领导下，中国的巨型国有企业中石化加快了海外找油的速度，彻底更改了外界以往对中石化海外战略相比中石油、中海油而言“缩手缩脚”的评价；郭树清则领导建行拉开了海外扩张序幕，成功实施了中国银行业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海外并购：以97.1亿港元收购了美国银行在香港的全资子公司；中国蓝星(集团)总公司在2006年收购了法国罗地亚公司有机硅及硫化物业务，这项收购包括专利技术、生产装置、销售渠道等。

　　来自中国民营企业的明星施正荣则带领无锡尚德实施了目前为止最大一次中国企业收购日本企业的案例，令中日业界震惊。借此，无锡尚德将产品打入日本电池市场，在国际化道路上也迈出了重要一步。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国内股票市场全流通改革的完成以及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可谓开启了以本土资本市场为主体的并购时代。

　　来自国际调查机构Dealogic的数据显示，2006年前11个月，外资并购中国企业共735起，同比增长1.3%，交易金额302亿美元，同比增长1%；同期内资企业之间的并购1270起，同比增长25%，交易金额约568亿美元，同比增长近77%。中国国内并购交易的数量和金额，开始把外资甩在了身后。

　　近几年来，关于外资并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和争论，逐渐在增强国有资本在产业整合方面的意识，甚至渐次催生出越来越多并购市场的“国家队”——超大型国有企业将会越来越多地采用并购手段，他们加入并购战团将会造成新的“国进洋退”局面。

　　2006年6月，宝钢二级市场增持邯钢引发邯钢集团启动反收购。2006年，宝钢还收购了八一钢铁及国内多家钢铁企业部分股份。宝钢举牌邯钢意在通过并购整合产业，加强两大集团的关联性，还是出于财务理财上的考虑，这为2006年中国并购市场留下了一个最大的猜想。“宝钢收购邯钢”收购案中牵涉的复杂的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博对弈，也为后来的“国家队”并购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经典案例和经验借鉴。

　　处于国有资本和国际资本之间的民营资本，则在2006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意在中国本土资本市场并购兴起年代谋得自己应有的一席之地。

　　是握住控股权不放，看有机会自己发展；还是选择放弃控股权，联手强大的外资力量，把企业做大，缩短迈向国际化的进程——苏泊尔少帅苏显泽认为，与其在企业出现危机之后被收购，不如现在自己凭借实力主动出击，由此做了后一种选择。2006年8月，苏显泽领导下的炊具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苏泊尔和SEB签订协议，协议中SEB将可能收购苏泊尔61%的股份。

　　而一向低调的沈国军所掌控的中国银泰投资公司在2006年的资本市场上高调频频“举牌”，全流通改革完成后的在二级市场发起激烈并购争夺战，频频举牌G武商和百大集团，一度成为这两家上市公司的名义第一大股东。两宗股权竞购战也成为2006年中国证券市场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的市场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