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不就是以农为生的种田人吗？的确，在当代发达国家，农民(farmer)完全是个职业概念，指的就是经营farm(农场、农业)的人。这个概念与fisher(渔民)、artisan(工匠)、merchant(商人)等职业并列。而所有这些职业的就业者都具有同样的公民(citzen)权利，亦即在法律上他们都是市民(西语中公民、市民为同一词)，只不过从事的职业有别。这样的“农民(farmer)”不存在定义问题：务农者即为farmer，一旦不再务农也就不复为farmer了，但无论务农与否，他与“市民”之间并无身份等级界限。

然而在许多不发达社会，农民一般不被称为farmer而被视作peasant。而peasant(汉语“农民”的主要对应词)的定义则远比farmer为复杂。无论在研究中还是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人们谈到“农民”时想到的都并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且也是一种社会等级，一种身份或准身份，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社区乃至社会的组织方式，一种文化模式乃至心理结构。而且一般说来，社会越不发达，后面这些涵义就越显得比“农民”一词的职业涵义重要。在这些社会里，不仅种田人是“农民”，就是许多早已不种田的人、住在城里的人，也被认为具有“农民”身份。如本世纪初英属印度的孟加拉地区，绝大多数下层的非农职业人口都自认为、也被认为仍属于“农民”，因为他们不仅都是种田人的兄弟或儿孙，而且他们的“家内习惯与生活准则”也与农民无异。调查还表明：当地农民自己对“什么是农民”的回答也更多地与地位而不是与职业相联系的。

在这点上，我们中国人应当深有体会。例如：如今在城里谋生的所谓“农民工”中，有1/3以上(有些调查甚至说是半数以上)实际上是走出校门便进城闯世界的乡村青年，他们中很多人连一天农活也没干过，然而别人和他们自己都把他们看成“打工的农民”。相反，笔者15岁以后曾在农村插队务农9年多，但不仅现在不会有人称笔者为“农民教师”(如称“农民工”那样)，就是在当年，“知青”与“农民”在人们心目中仍然是两个概念。事实上，如今的“农民工”、“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与“离土不离乡”等现象都与“农民”改了业却改不了“身份”这一事实有着逻辑联系。

因此，在国际上关于农民定义的讨论中，Peasant与farmer的区别是常被提到的。但这两个英文词一般都译作“农民”，这就容易造成概念上的混乱。例如国外有不少论述“frompeasantstofarmers”过程的论著，若把这一过程译作“从农民到农民”就会让人不知所云。因此我国学术界有人译作“从贫苦农民到现代农民”，也有人译作“从农民到农场主”，实际上都不很贴切。而我们这本《中国农民》杂志的英译名也是个问题：译作ChinesePeasantry吧容易使人得到中国农民仍是传统的贱民身份的印象，译作ChineseFarmers吧又难以反映本刊对象中包括大量从事非农业的“农民”这一现实。

但根本的问题还不在于翻译，而在于作为公民自由职业的农民(farmer)与作为传统身份等级的农民(peasant)之区别是客观存在的。笔者建议参照“工商业者”、“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之类称呼，把farmer译作“农业者”。显然，我国“农民”目前仍然主要是一个身份概念而不是一个职业概念。“从农民到农业者”的演进在我国远未完成，我国存在着大量的农民身份者，这一事实比我国有大量人口实际上在田间劳作一事更深刻地体现了我国目前的不发达状态。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后一事实意味着产业上的不发达，那么前一事实则意味着社会的不发达。而身份性“农民”比重之庞大远远超过实际务农者的比重，则说明我国社会的发展已经明显滞后于产业的发展。本文节选自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24915.htm

有个歌手也叫李威。中国可能有100人叫李威。这只是个保守的估计。因为中国毕竟太大了，也许你一生见不到几个李威，但是我却在一生中见到了4个李威。初中的时候有人同名。高中的时候也用，但是同志听说台湾有人叫李威，汗颜。对于李威，就没有更多的诠释了，一个名字而已，就像人民币一样仅仅是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