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渴望的历史纪念碑

　　山东和东北的关系，有些象手足，也有些象兄弟。可以说，在近300年的中国历史上，从没有任何两个不相邻的广阔地区，发生过类似山东和东北这样悲壮决绝的大规模自发人口迁移行动。我们成千上万的祖辈，在破灭的希望面前，终于将生命作为唯一赌注，跳起担子，走上了一条悲情的离乡背井之路。就此，这条延绵数百年的求生之路，成为了山东和东北的命运脐带，沾满血泪苦难，染尽悲欢离合。

　　这是一些惊心动魄的故事，这也是一场拖延死亡时间的集体逃亡。透过官方文件留存的抽象数据，人们在今天依然可以清晰地看见，在某些密集的时间段，从山东涌向东北的人流，就如同泛滥了的洪水，一波过去，一波又起，颠沛流离之中，被饥饿摧毁了全部尊严和希望的穷氓，漫山遍野地行走在通向关外的路上，前面的死去，后面的跟上，踉跄着，趔趄着，裹协着，一直向北，向着龙兴之地，向着千里沃野，向着梦幻中的生路。

　　后来我知道，这个在今天已经看不见背影的逃荒队伍中间，曾经有我的爷爷和奶奶。

　　山东通向东北的路，很长

　　辽宁作家张宏杰说，几千年来，中华帝国一直是一只巨大的空荡荡的胃。此话放在别的地方是不是妥帖不知道，但用来比喻山东近300年的饥饿史，可谓入木三分。而恰恰是因为不堪忍受挨饿的痛苦经历，最终迫使数以百万计的山东流民流离失所，走入一条不归路。

　　一本泛黄的《胶澳志》，记载了山东先辈移民东北的漫长历史：“国人之移植事业向以山东、闽、粤著称，闽之漳、泉，粤之潮嘉多向南洋移植，而山东登莱之人则以东三省为归。我国自来有事辽东三韩，陆路则出卢龙，海道则遵登州。汉唐以来大都如是。明之辽东卫隶山东，置辽海东宁道以分辖之，于是辽东益为鲁人之殖民地。”也许，作为知识分子的《胶澳志》的编者们不乐意说明“山东登莱之人”怆然远行的原因，透过体面的文字外表，里面那只吃不饱的胃的隐隐做痛，却可以把问题揭示的清清楚楚。

　　清初，山海关外的东北，北越外兴安岭，东至于海，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是满族兴起之地，也是孕养了大清帝国的黄金之地。1644年，意气风发的顺治皇帝建都北京，90万满人随同清军入关。到了1661年，在奉天府尹张尚贤的视线之内，辽河以东只有奉天、辽阳、海城三处人民凑集，而河东和河西的广阔腹里地区，已是“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如此局面，终促使力图固本强根的大清王朝着急起来，一纸《辽东招民开垦条例》，宣布开放辽东，令各地官吏招徕流民赴关外垦殖，遂出现了“燕鲁穷氓闻风踵至”的局面。不料，大量汉民以惊人速度和规模的涌入，很快就导致了满汉同化的忧虑。1668年，帝国变脸，决定封禁东三省，关闭山海关，移民垦殖政策随之被雪藏。

　　然而，关内的日子却一年不如一年。在前后经历233次旱灾、245次涝灾和127次洪灾之中，人口急剧膨胀的山东终于筋疲力尽，大清帝国的封关禁令，开始遭受到饥饿农民的猛烈冲击，由此引发蜂拥而至的“闯关东”移民潮。山东饥民空荡荡的胃，终于决定向大清帝国的广阔腹里发出挑战了，在死亡线上不断进发的逃荒者，希望可以寻找到装填空虚的一线生机。这，是他们的最后希望。据不完全推算，到1776年，进入关外的华北农民，已达180万人。我们似乎可以想象，这些孤注一掷的流民，一批批抵达广袤肥沃的黑土地时刻的表情，面朝家乡，颓然跪地。泪水，立刻就从浑浊的眼睛里滚下来，跌入黑土，瞬间消失。随后，这些“或系只身，或携眷属”的面黄肌瘦者，“渐次搭盖草房居住，是以愈聚愈众”。

　　1860年，为了遏止沙俄帝国对东北的威胁性侵入，自顾不暇的清王朝再度宣布关东向流民开放，同时允许汉民购买土地。至此，“闯关东”不再被视为非法。而到了这个时候，已开始在东北修建铁路、开采矿藏、建立城市的俄国，同样需要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如此，沙俄帝国对东北的侵略性开发与清王朝的移民实边政策，就成为了其时山东流民大量移居东北，寻找生计的最重要催化剂。

　　从很早开始，山东通向东北的路，已经被我们的先辈走了无数遍。许许多多鲜活的生命倒在了通向关外的路上，许多人死不瞑目，许多人甚至不曾看清楚一个真实的东北。侥幸抵达的幸存者，尽管将自己生命的最后岁月抵押给了这块陌生的土地，但直到临终，他们也没有忘记自己是山东人，没有忘却故乡。遗憾的是，由于“闯关东”的人数太多，也由于官方记录的有意掩盖和缺失，我们今天已经很难还原一个真实的长征场景，但是，从今天依然漫长的北行路途上，从我们仍旧可以体会那些苦难岁月的悲欢离合，体会一种刻骨铭心。我似乎可以听见，一声长啸，从1658年到1776年到1860年传递给了今天，从黑土地传回了故乡。这声长啸，长时间撼动着人们的心灵，将我们先辈对生存的全部渴望，浓缩成活的历史纪念碑。

　　百年里，“闯关东”成求生传统

　　1904年日俄之战后，获胜的日本帝国同清政府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约》及《附约》，使东北南部纳入其势力范围，在攫取了旅大作为租借地的同时，还从沙俄手里获得中东铁路南满支路，也就是长春以南部分及其所附属权益，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正式出现，东北南部开始改称关东州。

　　1907年满铁成立后，日本相继在东北整修铁路、港湾，并且接收了抚顺、烟台、石碑岭和陶家屯煤矿。与此同时，日本资本开始在东北大规模投资油坊、制酒坊、玻璃厂、火柴厂等现代化企业，并在鞍山设立起日本在国外最大的生铁生产基地。东北工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导致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明显增大，这就使东北加剧成为华北破产农民的谋生目的地，“闯关东”的人流随之在工业化拓展的背景下持续增长，并最终演化成为具有独特山东地方特征的习惯性移民传统。

　　“闯关东”之所以成为一种传统，和山东自身的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有着深刻的联系。实质上，对绝大部分移民来说，“闯关东”始终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人生选择，是血泪交织的苦难经历。统计显示，到民国10年，山东人口已达3800万人，密度仅次于江浙，土地资源的日趋紧张导致生存危机此起彼伏。而这一时期，更由于军阀盘踞和兵联祸结的连续为乱，给贫苦农民带来了灾难性的沉重打击。1924年后，奉系军阀张宗昌督鲁，两年内即将军队由一个旅扩编为34个军，共计30万人。同时，军事政权强行订立名目繁多的税赋，新增苛捐杂税多达几十种。如此不计后果的摧毁性经济和社会政策，最终致使钱庄、银行倒闭，民众饱受其害。

　　与人祸相伴的，是山东连续的天灾，所谓“天灾人祸，无岁无之”。1920年山东全省大旱，56县受灾，灾民达1200万；1925年8月，黄河泛滥，灾民200万；1927年旱灾、蝗灾并发，灾区遍及56个县24万平方公里，灾民2086万，占全省总人口1／2以上。在如此频繁的灾难面前，“救恤不遑”已不难想象，与此同时“遭大军过境”的山东各地，“向所积储，供亿俱穷，富者室如悬馨，贫者何以糊口，是以饿毙者累累，全家服毒自尽者，触目皆是。”于是，为求得一线生机，大批农民便惟有离乡背井，逃荒东北。“闯关东”逐渐成为一种习惯性求生传统。

　　据统计，1925年到1927年的三年，山东移民东北的人数逐年以40万、53万、84万的数字增长，直到1928年达到了100万。而从山东昌邑出发的我的爷爷和奶奶，也汇集在了这100万人的逃荒队伍中间，于1928年到达黑龙江。

　　姑姑告诉我说，她的父母，也就是我的爷爷奶奶，一共生育了9个孩子，活下来的，只有她和我父亲。我姑姑1914年出生，走在“闯关东”路上的时候才14岁，而我的父亲，则是爷爷和奶奶到达了黑龙江的第二年在哈尔滨出生的。后来，我的祖父祖母和我的姑母、父亲，都先后回到了山东，在青岛生活了下来。而后，有了我和我的两个弟弟。2006年5月，当我行走在已经面目全非的哈尔滨南岗，试图寻找到一点和我的爷爷奶奶有过联系的遗迹的时候，我发现，拼接历史，哪怕是很个人化的家族历史，已是非常困难的了。我的爷爷奶奶和我的姑母以及我父亲的“闯关东”故事，已经被深深埋葬在了记忆的底层，发掘的希望，微乎其微。

　　离开南岗去机场前，我点燃一支香烟，找了块裸露的土地，插上。我知道我的爷爷奶奶和我的父亲都不吸烟，但是，我想这也许是我能够找到的，我和他们在这里共同发生联系的惟一的方式了。我需要一种仪式。我需要一种自己的仪式，以纪念曾经属于他们的，早已灰飞烟灭的日子。